诺贝尔奖获得者钱永健自传

爸爸也热爱飞行和飞机，这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高科技。在20世纪30年代，他获得了国家奖学金（清华大学）得以在美国留学。他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在那里，他对飞机发动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将水注入排放的废气中变成蒸汽，以提高起飞过程中的推力，并获得硕士学位。还没等他继续在美国进行下一步的研究，他就不得不回到中国，在国民党空军服役。我父亲最好的朋友和工程师同事李懿遥（Yao Tsu Li）有一个秀外慧中的妹妹叫李懿颖，曾受训于中国最负盛名的医疗机构----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护士。我的父亲甚至在他们还没有见面，就急切地写信给她，向她表达爱意。而当他们终于见面后，她发现他不擅言辞与社交，而且陶醉于自己的学术当中。尽管她发现这个男人缺少浪漫，她还是答应嫁给他，或许是因为她对自己在战火纷飞的中国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我的哥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永佑，在婚后不久出生于1945年3月。那时，父亲奉命赴美国担任联络官，努力为中国空军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他不得不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然后乘船，迂回前进以躲避敌人的潜艇，所以他并没有到达美国，直到日本宣布投降那天。他的努力全都打了水漂。但他知道，中国将在战后饱受内战的折磨。不知怎的，他用在国防部的关系，为妈妈和永佑安排来美国。拿到这一许可真是太不容易了，因为排华法案禁止从中国到美国移民，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那个时侯，每年可以有105个人可以拿到移民资格，而当时名单上有数千人排在我家前面。

据妈妈说，她一直计划要三个*，但这种说法是多年以后我们家有三个*时她才说的。生了两个儿子后，虽然爸爸期待着要一个女孩，但在1952年2月，我来到了人间。爸爸给我起了我的中国名字永健（音译Yonchien成为我的英语中间名），但迪克坚持，我的美国名字应该是罗杰Roger。我母亲后来告诉我，迪克用他儿时的玩伴Roger的名字为我命名。后来，也许是当我在大学里，我询问了有关迪克这个神秘的名字命名。迪克交待，他用著名牛仔演员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给我命名。我每次跟外人解释我俩名字的相似性渊源（Richard W. Tsien和Roger Y. Tsien）时，都得提到这一切，你可以想象许多科学家和他们的秘书都被我们的名字搞混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父母选择了两种不同的拼音来为我们中间的“永”字注音，但如果他们搞成一样的，那理查德和我会在文献数据库中完全没有区别（都是Tsien RY）。

长大：家庭化学实验

我的一个最早的记忆，大概是3、4岁，就是在海边建一条跨过粗石块的沙路，我的脚在越过那些粗石块时被弄伤了。我喜欢画画假想城市的地图，地面街道上面或者下面有高速公路或隧道穿过。这些或许是我未来执迷于桥梁建设和活动映射的第一个迹象。在小学的一段时间我的父母买了吉尔伯特化学集，但我并没有觉得它很有趣，因为那些实验显得那么逊。后来我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一本书，有较好的实验和插图。遗憾的是，我现在不记得这本书的名字或作者，虽然我手抄了实验的许多草图，上面的日期是1960年。这个笔记本目前存放在诺贝尔博物馆。我记忆最深的两个实验是：1）二氧化硅的花园，将金属盐晶体（如氯化钴，硫酸镍，硫酸铜）投进硅酸钠溶液，会长出鲜洋红，绿色，或蓝色的胶装包衣，从垂直上升树突上长出新芽； 2）制备强碱（0.5M 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该有色液体的强烈紫稀（约0.5毫米）高锰酸钾的水溶液。作为这种溶液通过滤纸的折叠锥体通过，它的颜色变为一种惊艳的绿色，反映了从MnO₄^-到MnO₄^2-的还原，估计是通过纤维素。2008年11月，我在瑞典电视台和诺贝尔媒体前重做了这两个令人惊讶且鲜为人知的演示实验，来解释为什么化学反应让我如此着迷。这两个实验反映了我对那些动人的颜色的早日和持久的痴迷。

图 2 我们一家1960年，在搬到利文斯顿前的合影。左起：Richard, Louis, 我爸爸，我，我妈妈。

1959年，爸爸关闭了他的咨询公司，并开始在新泽西州的哈里森为RCA的真空管分部工作。爸爸妈妈找到了一个小镇，那里房价经济，又在方便通勤的距离，并有很好的公立学校让我们兄弟三个人上学。图1是当时的一张照片。他们在新泽西州的利文斯顿选择了一个盖新房的开发商，但人家不肯把房子卖给我们，说他们不能容许利文斯顿成为唐人街，而且如果有了华人，那其他美国人就可能不会买这里的房子了。我的父母向新泽西州州长罗伯特·梅恩（Robert Meyne）发起请愿。他的办公室致函开发商，警告他们种族歧视是非法的。最后的妥协达成：开发商卖给我们的房子由已经被卖了房子完全包围。而我们三个*面临的问题是，利文斯顿有很多岩石埋在它的土壤中，那是冰川时代遗留下的。我的父母打定主意要一个体面的美国式的草地草坪，这就需要去除那些院子里的岩石。我们必须用车拉走很多石头，，不仅我们自己的，还有从我们的邻居那儿来的，当时这块未被占用的土地就成了大家的垃圾场，至少我们是这么觉得的。在草坪上的杂草处理上透出浓重的个性差异：爸爸，作为一个不耐烦的机械工程师，希望将杂草一棵一棵连根拔起。而我则是一个偶尔的哮喘型花粉症患者，深深地害怕花粉，所以我提了一种化学方法，在安全距离上施用杂草除草剂。我们试过一次我的方法。杂草慢慢地变成褐色，但最终又长回来了。爸爸宣布实验失败，又回到手工除草。我仍然在思考这个结果和我们目前对癌症治疗的研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