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励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科技部网站上2018年9月5日更新的《社会科技奖励目录》显示，目前我国共有269个社会科技奖项登记在册，其中最后一个正是未来科学大奖。

11月18日，2018未来科学大奖在北京举办F2科学峰会暨颁奖典礼，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80位科学家齐聚一堂，讨论涉及计算机、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前沿话题，同时也为2018年的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举行了隆重的授奖仪式。

未来科学大奖被媒体称为“中国首个民间科学大奖”，因其100万美元的高额奖金、仪式感十足的颁奖礼以及科学委员会的知名度备受关注。无独有偶，不久前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宣布投入10亿元人民币启动资金，资助“科学探索奖”，对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进行连续5年的资助。

有评论称，未来科学大奖、科学探索奖这些民间科学奖项的星星之火，正带来燎原之势。民间科学奖项，在我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中被称为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励，指由国家机构以外的企事业单位、科学共同体、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或自筹资金，面向社会开展的经常性的奖励活动。

当企业家等办科学奖形成一种文化风尚，当资本开始流向科学时，与政府科技奖励相辅相成的民间科学奖，会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带来什么呢?

不是新鲜事

民间科学奖，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科学界的顶尖大奖诺贝尔奖，以及包括菲尔茨奖、拉斯克医学奖等在内的行业大奖，都是由非官方的社会力量创办的。它们经过时间的检验，成为科学家认可的荣誉，在推动科学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科技奖项的含金量与国家发展水平、科技实力密不可分，因此，发达国家社会力量办科技奖项的历史更长、更成熟。1872年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就设立了美国第一个非政府科技奖项诺尔曼奖，英国皇家学会则在更早的1731年和1800年就设立了科普利奖和朗福德奖，它们也是世界科技奖励史上最早的社会力量科技奖之一。而且由英国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屈指可数，而由皇家学会设立的奖项最为典型和权威。

中国由于历史原因，社会力量办奖的历史相对较短，但也有社会认可度极高的何梁何利奖、陈嘉庚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等重要奖项。

资料显示，我国的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励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以王丹萍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中华绿色科技奖等为代表的一批奖项出现，改变了政府奖项一统天下的局面。记者在科技部网站(www.nosta.gov.cn)查到，更新至2018年9月5日的《社会科技奖励目录》显示，目前我国共有269个社会科技奖项登记在册，其中最后一个正是未来科学大奖。

未来科学大奖成立于2016年，由马化腾、李彦宏、丁磊、徐小平、江南春、邓峰等知名企业家、投资人捐赠，设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个奖项，每个奖项奖励金额每年100万美元，至今已经颁发三年，获奖人包括袁隆平、李家洋、施一公、潘建伟、薛其坤等。

从诞生之初起，包括在该奖的宣传片里，创办者都多次提到，“希望未来科学大奖百年之后能够成为中国的诺贝尔奖”。事实上，未来科学大奖在奖金、流程、监管等各方面也在对标“诺奖”。

但在采访中，不少专家认为“中国首个民间科学大奖”的说法还值得商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顽强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严格意义来讲，未来科学大奖并不能算作‘民间首个科学大奖’，因为中国社会力量设奖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如果说把‘首个’落在‘大’或‘权威’上，未来科学大奖和国内其他民间科学奖一样，要成为全世界公认的科学大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如何真正做大

何梁何利奖一直是我国社会力量办科技奖励中最具代表性的奖项。何梁何利基金由香港金融家何善衡、梁銶琚、何添、利国伟各捐资1亿港元，于1994年3月30日在香港注册成立。根据2018年11月何梁何利基金会官网显示，何梁何利基金奖共设有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每年评选一次。前不久，2018年度何梁何利基金颁奖典礼举行，包括此次获奖的56位科学家在内，共有1306人获得该奖项。

2000年我国最高级别的政府科技奖励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首次颁发以来，获奖人吴征镒、徐光宪、谷超豪等在此之前都曾获得过何梁何利奖，也因此有人将何梁何利奖称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摇篮。

但何梁何利奖的成长也曾遇到瓶颈。2006年，奖项成立12年之际，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秘书长段瑞春撰写的评选改革方案，自揭短处作出过问题总结：一是获奖人年龄居高不下，老年化状态严重;二是获奖人中两院院士比例过高，几乎成了“院士奖金”;三是获奖人重复获奖现象十分严重，马太效应愈演愈烈;四是获奖人地域和部门集中度高，西部、内地、边远地区人数少，产业部门和基层单位入围难;五是奖项设计不尽合理，存在重基础科学、轻技术创新，重历史贡献、轻前沿成绩，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有所忽视的现象;六是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原则，是评选工作铁的纪律，是何梁何利基金的生命线，必须常抓不懈，须臾不可放松。

时间又过去了12年，这些反思对于今天的社会力量办奖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侠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了自己曾经遇到过一次评奖按行政级别颁奖的荒谬经历，而对于获奖者老龄化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已经取得很多成就的老科学家来说，需要的不再是承认和激励，更需要一种荣誉，“应该给的是荣誉奖，像英国颁发的爵士奖章，没有奖金，但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李侠指出，社会力量办科学奖，可以很好地对政府奖项起到补充作用。他说：“政府奖励有它的好处，专业度、认可度高，分量、权重比较大。但是政府奖励也有不足，评价体系有偏好，存在局限性。民间奖励的出现，能够更有效率，也更加接近科学的实用性或者说‘功利性’。市场的力量非常大，有用的东西终会得到重视。”他同时也强调社会力量办奖的独立性，认为不应过多地进行行政干预。

减少获奖人数、不接受自己申报奖项的做法，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在采访中着重强调的两点。他分析说：“很多著名且重要的奖项，都只有一个获奖人，因为少会更加珍贵。在我看来，每个领域就设一个专项奖，各有各的奖，大家不要挤一条路。社会力量办奖我相信会正确处理获奖人数这个指标，毕竟奖项是他们的产品，奖项的水平就代表他们的水平。此外，自己申报奖项在我看来就是浪费科研生命，这和申报项目还不一样，申报项目起码可以重新梳理研究思路，想想未来要怎么做。”

“未来科学大奖中不少获奖人也作出了世界级别的成果。但我们现在毕竟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中国的诺奖’和真正的诺奖肯定还有差距。如果有一天外国科学家也想领我们的奖，那这个奖才算是成功了。”穆荣平说。

李侠也指出，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民间科学奖也成为了“诺奖”的风向标，那才是真正有含金量的奖项。

企业家办科学奖的风潮

不久前马化腾发起成立的科学探索大奖在科学圈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成立时马化腾表示，2018年是腾讯公司成立2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腾讯作为一家互联网领军企业，理应肩负起社会责任，为科技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而为未来科学大奖慷慨解囊的多位企业家也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未来论坛秘书长武红曾表示，很多企业家都意识到了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愿意参与到像未来科学大奖这样的奖项中来。“并且我们的主角绝对是科学家，企业家甘当绿叶，F2科学峰会上所有主讲嘉宾都是科学家。”

李侠和穆荣平都表达了对于这股企业家办科学奖新风潮的支持。穆荣平指出：“现在社会力量办奖的积极性不能说空前高涨，但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还特别提到了未来科学大奖十分具有仪式感的颁奖典礼，科学家穿上礼服，携家人走红地毯，发表感言，这是别的科学奖项颁奖礼很难见到的风景。

普通大众也为之所吸引，新浪微博“袁隆平获未来科学大奖”的话题，累计已经有超过2亿次点击参与。“这样的点击量证明大家是有共识的，社会创新氛围比以前更浓，甚至成为一种文化风尚。”穆荣平指出。

李侠强调说，在社会力量办科学奖的萌芽阶段，更应该给予支持。“资本像洪水一样，不流向这儿，就流向别处。现在是流向科学的时候，对科技发展会起到重要的作用。钱要被引向有价值的领域，洛克菲勒、比尔·盖茨，甚至扎克伯格，他们都是这么做的。资本对于市场的嗅觉特别灵敏，市场不看你的出身、容貌，只看你的才华，英雄不问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