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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癌症负担估计结果显示,中国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已分别占全球23.7%和30.2%。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张伯礼认为,一方面应多措并举,应加强癌症的早防早控;另一方面,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如提高烟草税,加大医疗资金投入,也是必要之举。
正值两会期间,2019“声音·责任”医药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在北京如期举行。来自医药行业的代表委员献计献策,发出医药行业的声音。在今年的座谈会上,包括招标集采、药审改革、癌症防治等行业热点问题被热烈讨论。
近日,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全国癌症统计数据。2015年恶性肿瘤发病约392.9万人,死亡约233.8万人。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分钟有7.5个人被确诊为癌症。与历史数据相比,癌症负担呈持续上升态势。近10多年来,恶性肿瘤发病率每年保持约3.9%的增幅,死亡率每年保持2.5%的增幅。
其中,肺癌、肝癌、上消化系统肿瘤及结直肠癌、女性乳腺癌等依然是我国主要的恶性肿瘤。肺癌位居男性发病第1位,而乳腺癌为女性发病首位。而按发病人数顺位排序,肺癌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首位,发病率为20.03%。
根据全球癌症负担估计结果显示,中国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别占全球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的23.7%和30.2%,在全球185个国家或地区中,中国的恶性肿瘤发病、死亡位居中等偏上水平,部分消化道肿瘤如食管癌、胃癌、肝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病和死亡约占全球的一半,整体防控形势严峻。
显然,中国正面临癌症发病率及死亡率不断上升的严峻挑战。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统计表明,40%以上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癌症的早防、早诊、早治的全病程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1、早检早治很重要
在2月19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表示,癌症致病因素复杂,防治难度大,给家庭、个人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国内外的经验表明,采取早期预防、早期筛查、早期治疗等防治措施,对于降低癌症的发病和死亡具有显著的效果。
事实上,癌症防治已经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为患者家庭和社会医疗体系带来沉重负担。目前,我国癌症5年生存率仍低于欧美、日本等地区。以肺癌为例,在美国,由于早期筛查的开展,早期肺癌5年生存率已达到70%到90%。而我国有近70%的肺癌患者初诊时已是中晚期,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肺癌晚期患者五年生存率不足5%。因此,肿瘤的预防与早期发现至关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张伯礼认为,对于改善目前癌症早期筛查以及早防早治尚不理想的现状应从两方面入手。首先,在平时体检时,尤其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应增加肺部CT检查项目,以弥补因为X光检查灵敏度不够而可能带来的漏检。由于肺癌高发于40岁以上的吸烟人群,因此这部分人群通过CT检查,早期检出率会有明显提高。
其次,要提高预防防护意识。即从根本预防角度上需要禁烟,同时加强防护,需要提升进行早期检查的意识。在张伯礼看来,除了媒体宣传引导,有家族史并且吸烟的人群,如果经常有不明原因的干咳要主动去医院进行检查。只有增强安全预警意识,早诊早治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从目前来看,随着癌症逐渐变为一种慢性病,构建一个连续的、能有效整合协调各种医疗资源、监测医疗质量、提高患者医疗体验的全病程管理模式就显得很是重要。对此,张伯礼认为,癌症患者应该实行全病程管理模式,即三甲医院完成治疗后将患者转到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要督促患者进行定期检查,同时患者自己也要加强检查意识,若感觉不舒服要及时进行检查。此外,癌症的生物标志物的早期发现也可以作为监管的指标之一。
据李斌此前在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我国在癌症防治方面坚持预防为主,强化早期筛查和早期发现,积极推进早诊早治,取得了一定成效,并将重点从四方面来加强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的工作:健全肿瘤登记报告制度;加快推进癌症早期筛查和早诊早治;提升基层专业能力;加大防癌抗癌科普宣传。
2、提高公共医疗资金
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加强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治,事关亿万群众福祉,要加快完善癌症诊疗体系,坚持预防为主,推进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努力降低死亡率。
近几年来,用于癌症的创新治疗手段和治疗药物不断推出,如靶向药物和免疫疗法,让医生和患者有了更多的治疗选择,癌症5年生存率有望大大提升。但无论是研发还是治疗都离不开公共医疗资源的投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预防多投入1元,治疗支出可减少8.5元。
从政策层面来看,我国近几年已经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规划,明确了预防为主的战略方针,积极推进癌症的筛查和早诊早治,旨在完善诊疗体系、提高生存率、降低死亡率。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强化慢性病筛查和早期发现,针对高发地区重点癌症开展早诊早治工作,到2030年,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烟草制品生产国和消费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还有7.4亿人遭受二手烟伤害,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吸烟,已成为影响全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瓶颈。
不仅如此,吸烟还是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的共性危险因素。据估计,约有70%的肺癌、42%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10%的心血管疾病归因于吸烟。根据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0年,我国吸烟致死人数每年将达到200万人,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00万。
实际上,控烟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民健康,与健康直接相关的变量除了控制吸烟行为本身,还有对与吸烟有关的相关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后者涉及医疗费用高昂。如将针对吸烟行为征收的税款,有效用于因吸烟行为导致的疾病预防及治疗,将大大提升控烟政策效率。
纵观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面临种种挑战,其中之一是缺乏资金。而通过提高烟草消费税,可以为政府卫生投入提供补充,尤其是在吸烟相关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发挥重要的资金支持。
但另一方面,自2006年中国加入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我国政府先后两次提高卷烟消费税,但提税幅度远赶不上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我国卷烟的支付能力持续上升,两次提税并未对烟草消费产生实质性影响。
对此,张伯礼认为,可以将增收烟草税中的一部分用于医疗投入,特别在宣传和检查方面,例如早期筛查完全可以免费。同时,政府应该秉持积极的态度来限制烟草生产,提高烟草税,控制烟草销售,并且加大禁烟的宣传和管理力度。此外,中国烟民的年龄在逐渐年轻化,所以包括家长、学校为和媒体和社会在内的教育要对禁烟形成合力,共同维护和推动国民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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