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近几年提及率非常之高的一个词。如果要为当代中国选出几个时代关键词,创新一定在列。近年来,国家极其重视创新能力,最高领导人在多次讲话和论述中反复强调“创新”,而“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在当下迅速发展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生命科学作为一门研究生物发展规律的科学,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一门科学领域是如何创新转化,从而为人类带来福祉?CCG常务理事、美国CST公司亚太区总裁兼中国公司总经理董增军早前已对这一问题表达了深刻的见解。

创新转化,需多方联动

“多年的行业研究和从业经验让我意识到,创新转化是需要多方联动合作的,打造‘Ecosystem’是十分重要的。”——董增军

2018年,董增军发起并组织了“首届全球华人科学家创新转化30人高峰论坛”(CCG协办),探讨如何推动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转化,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畅所欲言,该论坛得到了包括第一财经在内的近百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论坛向华人科学家陈列平教授颁发了“全球华人科学家-CST卓越创新转化奖”,作为抗PD-1/PD-L1进行癌症治疗的基础和转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奠基人,该方案曾经治愈了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黑色素瘤(已脑转移)。

他用“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来形容生物医药创新转化的问题:“忽视市场实际和创新原则,跟随性研究比重大;广泛合作、院企合作不足,未形成资源共享、集约化规模;原创研究型企业质、量相对薄弱等。”他认为医药的创新转化,是一个多学科,多行业的各种人力、资源互相衔接又内向的行业,需要开放自由的政策和市场奠基,需要优秀的科学家鼎立研究,需要才干的企业家保驾护航。和则创,合则达。

他表示,他将持续推动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的“三家一世界”的生态系统的建立,以期携手一心,在创新和成果转化间找到突破口。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创新是为客户创造出“新”的价值,因此,发明未必是创新,创业也未必是创新,只有其新的事业创造出了“新的客户满意”,否则,新创企业很可能对现有的产业造成破坏。

放眼中国,中国的诸多科学家拥有深厚的研究背景和丰富的研究经验,并且重大科学成果接踵而至,但是这些科研发现如何转化为实际应用,创造出“新”的价值,一直是业内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企业而言,一方面已经具备了完整的转化体系,另一方面,也需要了解更多的新的科学发现,从中寻找具有转化潜力的项目。以此出发,董增军先生联合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共同创立了“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院校企业创新创业联合中心”,并担任联席主席,为科学家和对应领域的企业间的交流提供平台,在沟通顺畅的前提下,探讨创新,寻求合作、以期转化。“在过去 50 年中,日本和韩国就是靠创新冲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行列。所以说创新至关重要,只有创新才能提高生产率,才能帮助一个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从科学家向创业者转型过程中,会面临诸多挑战和思维上的“阵痛”。董增军先生也曾是一位免疫学家,如今已成长为成功的跨国公司中国创始总经理,全球副总裁,这些改变都深有感触。他分享了一个从科学家转型时发生的趣事:他开发了一种双染试剂盒,可以同时观察到细胞表型和增殖状态,可是,当他把这一产品兴奋地告诉同事时,同事的“Who should I sell to? Who are we competing with? Why the customer would like to buy from us? “三个问题让他以小见大,一窥商业思路和科学思路的区别。“科学家更重视技术本身,而投资人投资时,则更加重视这种技术/科学创新本身可能带来的效益,需要知道是否具有市场潜力。”

创新需要使命驱动,满足需求为导向

近几年,CST 的产品得到广大医学和生物科学工作者的认可和信任。令业界惊叹的是,继 CST 中国业绩在 2015 年超过日本后,2016 年,CST 亚太区(包括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之外业务最大的市场,为同行业少见,创造了业界传奇。对此,他谦虚地分享了他在管理上的几点成功经验:首先是和科学家合作;其次是需要创建一支优秀的团队;第三是品牌建设、渠道建设与管理、市场的规范化;最后是如何不断提高对客户的服务,比如客户关怀和支持,其中包括 CST 的技术支持和物流等。

这些成功经验,董增军先生在哈佛的上海中心高管培训班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向企业管理者和商学院管理学的学生做了详细分享和交流;也应邀被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写成了案例。

此外,在《财富》(中文版)主办的第七届“财富CEO 峰会”上,他给出了关于“服务模式创新”的见解:创新需要使命驱动,满足需求为导向。

首先是“使命驱动”。身处高科技行业的他先介绍了CST公司的经营范围。CST是一家为世界科研工作者提供生命科学研究工具的公司,在细胞信号通路研究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他用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解释何为“细胞信号”。不同于人类用语言作为沟通媒介,细胞也有其沟通方式,类似于红绿灯信号指示,细胞利用了内部蛋白的“活化”和“去活化”来达到交流的目的。由于人们无法直接观察身体内部的细微变化,所以需要一些手段和方法使这些差异“可视化”,CST就是提供检测这些“细胞语言”的工具的公司。CST通过为科学家提供创新研究工具,帮助他们找到疾病发生的机制以及治疗方法,以期攻克癌症等疾病。比如,虽然免疫系统有能力清除外来病原或者肿瘤细胞,但肿瘤能成功逃避免疫系统的监控并存活下来,所以,若能找到其中的机制来回答为什么肿瘤成功“逃跑”,找到发挥作用的靶点,就能为找到新的诊疗方法及药物指明方向。这样成功的例子今天已经成为现实。治愈疾病、健康人类,就是CST的使命,这也成为CST服务模式创新的内在驱动力。

在如何利用科技发展来满足服务模式创新讨论中,他提到的另外一点就是:满足需求为导向。如何完成使命,需要考虑富有有效的方法以及创新的服务模式。对CST而言,就是怎样帮助研究人员找到疾病的特征分子,解决患者面临的诊治“痛点”和渴望的需求。既然蛋白质是细胞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那么,就需要为科学家/研究机构提供检测蛋白质的工具,探查细胞沟通行为中的“异常”现象,为找到诊治靶标提供新的途径。针对这一目标,CST提供了蛋白组学服务,通过对患者样本进行高通量的分析,产生大量“沟通”数据。科学家可以从中找到正常和病变细胞间“不同”的分子,结合这些数据和发现,找到靶点,研发出诊断试剂盒或者治疗方案。他还认为,利用大数据可以比较正常人和癌症病人之间蛋白族群有什么变化,并发现某一些癌症里的不同之处。根据这些不同,就可以根据研发出诊断或者治疗的方案。未来也能结合人工智能到解决方法。

CST

CST利用专利技术PTMScan?首次在非小细胞肺癌中鉴定出了ALK和ROS1融合蛋白(Cell,2007)。2013 年,CST 癌症研究实验室宣布获得一项肺癌治疗美国专利 8 481 279,其中涉及抑制表达 EML4-ALK 融合基因的肺癌进展的方法。经过 CST 科学家不懈的努力,开发了(ALK D5F3?)科研抗体,并已为罗氏 Ventana 的伴随诊断试剂盒所用。当时 Mary Pinder-Schenck 医学博士在 Cancer GRACE 官网中一篇《关于 ALK 的故事》文章还表示,“CST 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转化研究和个体化医学的例子之一:从病人到实验室,再回到病人,这项(ALK)发现仅用了两年时间。” 辉瑞公司根据 CST 的这项发现研发出了crizotinib,用于治疗 ALK 基因融合的肺癌患者。

除此之外,在2018年公布的《中国间变性淋巴瘤激酶阳性、ROS1阳性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国家标准中,CST的两款抗体克隆ALK (D5F3?) 和ROS1 (D4D6 ? )被推荐用于常规免疫组化检测和筛选。而ROS1(D4D6?)是唯一推荐的用于常规免疫组化检测ROS1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抗体克隆。

CST以其创新的研究和严格的产品开发,使CST产品最终得到国家级的诊疗指南的认可,并被用于精准医疗,最终造福患者。

CST也积极与院校和同行形成合作,共同推动中国精准医疗和伴随诊断事业的发展。2017年,CST中国与上海交大医学院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合作成立了“精准医学战略合作中心”,此举将更广泛推广CSTPTMScan?技术的应用,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发现疾病机制,开发生物标志物,推动伴随诊断和个体化医疗的发展。

2018年,CST中国与凯杰(苏州)、徕卡显微系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在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精准医疗与伴随诊断专业委员会大会上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动中国病理以及数字化病理的精准诊断。基于签署的框架协议,近来CST中国与凯杰(苏州)又签署了开发肿瘤标志物的伴随诊断产品协议,并已开始实质性合作,取得了杰出的阶段性成果。首批合作项目中,包括肿瘤免疫治疗标志物PD-L1和多种癌症的治疗靶点c-Met伴随诊断产品。其中,基于Leica全自动IHC染色BOND-MAX平台,利用CST的PD-L1(E1L3N ?)抗体,凯杰(苏州)开发的PD-L1免疫组化伴随诊断试剂盒,其灵敏度和特异性与FDA批准的PD-L1免疫组化伴随诊断试剂盒效果相当或更优。

CST

CST赛信通关于免疫组化Insulin & Glucose Signaling信号通路图

科学研究贵在求真、求新、求深,而求新又是基本目标,任何研究工作都应有所创新。创新的基础,一是新概念的指导,二是新方法的突破。十年来,在董增军创新转化理念的带领下,无论是市场还是技术,CST中国实属行内领跑者。探索的范围永不局限,创新的脚步永不停歇,相信不久的将来,CST将会为生命科学贡献添上浓厚的一笔。